商代晚期，已出现成熟的青铜玺印。战国以来，印章作为权力和身份的物化凭信，被广泛使用。官印的颁赐，逐渐与中央集权的国家职官制度相联系，并被视为权位等级的体现。 战国玺印主要采用范铸法制作，构图和审美呈现出不同地域的特点。其中，齐玺以白文为主，三晋官私玺以朱文为主。楚玺呈现奇逸恣放的面貌，巴蜀铜玺使用图形符号。 战国至魏晋时期，使用玺印大多抑于封泥，用以检封物品、文书等，以作为权属、责任或某种限制的标志。南北朝后期，为铃印于纸的方式所取代。 秦汉的官私印章，历史与艺术内涵深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新朝取消了秦确立的以四字为主的官印印文排布，改用五字、六字为主的印文，以铸造精美为特色。东汉的文字体势更为方正，出现了敦厚朴茂的"满白文"风格。 隋代以来，中央及地方行政以官署印取代此前的职官印，官印样式为东亚其他国家所效仿。 隋代在官印上开始加刻监造机构，金代官印则出现了编号。西夏元代官印以九叠篆为模式， 印钮以易于把握的高鼻钮、橱钮和代钮为主。 唐代书画上出现收藏印记，至宋代出现了个性化的趋势。鉴藏印、斋室印、别号印与诗句闲章的广泛运用渐成文人阶层用印的风尚。楷书与花押印记开始流行，私印上还出现了契丹字、女真字与八思巴字。 明代官印文字最为规整，其创设的长形关防为清代和民国所沿用。清代于官印形制与书体标准上制定了更为繁复的等级标识。

明代景德镇已然成为中国的"瓷都"。朝廷在景德镇设立御器厂，为宫廷和官府烧造瓷器。洪武时期，釉里红瓷器的质量最精。 永乐时期，白瓷的烧造量较大， "甜白" 为一代名品。青花瓷器使用进口青料，色泽深蓝且有晕散，明代青花瓷器的烧造从此进入了黄金时代。 宣德官窑为明代官窑的高峰期，在器物上书写款识也日渐普遍。15世纪中期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景德镇官窑瓷器极少见有书款，被称为"空白期"或"黑暗期"。 成化时期的斗彩瓷器，最为世人称道，堪称明代釉上彩瓷的高峰。青花瓷器变得清新淡雅，素三彩、孔雀绿釉青花及仿哥釉等品种亦有不少佳品。 弘治朝的黄釉瓷器，娇嫩淡雅，有"娇黄"之称，达到了明代官窑的最高水平。 正德时期以阿拉伯文为装饰特色。嘉靖朝的纹饰趋向繁缚，官窑瓷器上多见八卦、仙鹤等道教元素。 万历朝，五彩瓷器的制作达到了明代的顶峰，数量多、质量精。后期御器厂基本停烧，客观上给了景德镇民营窑业发展空间。

金银器融入玉器的创作始于隋。唐代玉器中常见“銙”，即“玉带饰”、“玉带板”。 文房用具兴起于汉代，兴盛于明清时期，亦被称为"斋中清供"。宋代玉器出现了仿古，玉质文房四宝中的笔筒、笔架、镇纸、笔洗。 玉山子的制作始于两宋，多以山水人物及历史故事为题材，把平面的书画变成了立体。苏轼始将印款用之书画，开一代风气。 宋金时期巾帽盛行，汉人束收巾帽的玉质环和金代贵族裹首蹋鸱巾上的玉屏花、玉逍遥等成为重要装饰，题材常见禽鸟、竹枝或花卉。 巾环、玉屏花、玉逍遥、纳言等，在宋至明代期间，普遍用于我国南北方民族中帽类首服之上，起到固定和装饰作用。 玉顶饰器或称帽顶，或称炉顶。元代时，帽顶为缀于冠帽顶端，以示身份。明代，玉帽顶常被改作仿古彝器的盖钮，即炉顶。 束发冠源起于五代，明代为官员与士人燕居时所戴，另有簪插以束发。有梁之冠旧称"进贤冠"，梁的数量多寡与官员品级相关。 玉带钩是兼具束结革带或佩系器物等实用功能的饰件，由良渚文化时期延续发展至明清。 战国时期，玉带钩形成了以钩首、钩身、钩钮三部分组成的定式，常见长条形、琵琶形。

唐五代时期，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北方均为馒头窑型，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南方则以龙窑为主。 隋唐，彩色釉陶的制作工艺达到高峰。唐三彩陶器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成果。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色泽暗淡。 制瓷业方面则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生产格局。南方青瓷仍以越窑产品代表，特别是秘色瓷，以慈溪上林湖“贡窑”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