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中旬的一个阴天，拍照不需要任何滤镜。山阴路光阴的故事。 打卡山阴路。 行走在山阴路上，路上有几个大学生问我这一带还有些啥故居。回答了几个，当讲到李白故居时， 他们狂笑问：李白是现代人啊？[偷笑][偷笑] 可见，如今的大学生多需要红色教育

到上海逛的第二条老街，实在是被那个1933老场坊弄得心里很烦，就想找一条老街再逛逛，然后就查到了这条街，就在多伦路名人文化街附近，建议是和多伦路一起参观，然后有兴趣再去1933老场坊。整个老街我倒觉得这才是上海本地人的街道，多伦路有点像是当时国外大佬的别墅区。山阴路上可以说每隔十几米就有一条与之垂直的居民路，就类似于小区门口都在山阴路上，山阴路是树干，延伸出去无数的枝干。 可以说山阴路是最接地气的街道之一，喜欢扫街的话可以说是必来之地了，体验当体老上海人的生活，不过重复的街道观赏价值欠缺了一点。鲁迅故居我经过的时候是正在修缮，不知是不是过段时间会开放。路边的老洋房

山阴大楼山阴路[1] 是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长651米。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1943年汪精卫政府接收租界时更名为山阴路。山阴路一带已经被辟为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加以保护。与其交会的道路有四川北路、四达路和祥德路。山阴路的四达里曾住过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沙汀。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民国18年（1929年）来上海，先住东横浜路德恩里（今秦关路44弄）13号，自学并在中华艺术大学听课。民国19年与杨伯凯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办辛垦书店，被推为董事长。民国21年10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始用沙汀笔名，同年退出辛垦书店，迁居四达里，加入左联，民国22年任左联常务会秘书。同年秋，迁居姚神父路天祥里（今天平路）。 1928年19月，由张友松、夏康农创办的春潮书局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席俞国桢（1852－1932）也曾在四达里暂居。1932年“一.二八”事变引发凇沪抗战，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当时江湾为战区中心，自立会总会所在的江湾永志堂和俞国桢住所均毁于战火。永志堂屋顶被炮弹击中，损失惨重。俞国桢只得临时将自立会总会事务所设在四达里林鸿斌住所。同年俞国桢应邀前往浙江温州讲道病逝于那里。恒丰里 从四川北路进入山阴路，右手边的前半部分是一大片由四达里、恒丰里和恒盛里三条弄堂组成的建筑群。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间的小巷似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外来人走进去仿佛到了迷宫，所以居住在附近几十年的我，除了四达里外，一直搞不清恒丰里和恒盛里的具体区分。恒盛里的门牌号现在是属于宝安路160弄，而且四达里和恒丰里的大部分属于石库门，恒盛里则属于新式里弄，有矮墙围住的小花园，门楣和窗框的石头装饰很漂亮，后门有圆狐形门廊，三楼朝南有半圆形铸铁阳台。如今的山阴路依旧窄窄的，向来不通公交，很有些年头的梧桐斜斜地撑着天空，枝叶也没怎么修理，恣意地纠葛在一起，弥漫着一片浓绿。马路两旁也不见有什么气势逼人的大商厦，只零星散落些小铺子，售些烟酒杂货。路边，有老人闲闲地坐着，抽烟，品茶，聊天。从喧闹浮躁的四川路拐进山阴路，游人会感到时空倒错，仿佛从繁华的城市走进了寂寞的古镇，马路两旁那些老旧而形态各异的洋楼，散发着一种富而不骄的绅士气。山阴路[2] 是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的一条街道，南北走向，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长651米。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911年越界筑路。山阴路的今世前身。一百年前，今天的山阴路所在地是宝山县的乡间农田。1903年，虹口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将四川路延伸至今鲁迅公园处，沿路两侧陆续繁衍出许多支路，山阴（即绍兴鲁迅先生的故乡）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它原名施高塔路。长度仅500米左右的山阴路如同一棵树的主干，它的“枝枝桠桠”里藏着许多独特的风景。到山阴路上走一走，正应了那句“山 阴 道 上，应 接 不 暇 ”。鲁迅故居 山阴路132弄9号 一幢红砖红瓦的3层楼房位于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鲁迅先生1933年起居住于此，直到1936年去世。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楼房.在此期间，鲁迅写了许多战斗性杂文，并编辑《译文》杂志，翻译《死魂灵》等作品。提倡木刻版画，还编辑整理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1935年致电祝贺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初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等等事情。 故居坐北朝南，走进黑铁皮大门，是一个小花园。走上台阶，就是会客室。中间摆着西式餐桌。西墙放着书橱、手摇留声机和瞿秋白去江西瑞金时赠给鲁迅的工作台。过玻璃屏风门，便是餐室。正中放着广漆八仙桌，四周是四只烤花圆坐椅。西墙角是一只双层碗橱和四只圆凳，东墙放着衣帽架。这些用具，反映了当时鲁迅全家的生活状况。他仅靠稿费收入维持家庭生活，但对接济他人，支持革命群众团体，是非常慷慨的。在鲁迅的日记中，留有多次捐款的记载。二楼的前间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朝南窗下放着书桌和陈旧的藤椅，鲁迅当年身伏书桌，写出了许多叫敌人胆颤心惊的文章。他在藤椅上沉思，许多杂文就在这里诞生。靠东墙是一张黑铁床，床上的薄棉被、印花枕头，均按原样布置。1936年，鲁迅重病缠身，仍坚持写作。宋庆龄知道后，语重心长地给他写了一封信。后来鲁迅就在这张铁床上不幸逝世。梳妆台上挂着一个旧时的日历牌，日历撕到1936年10月19日那一天。台上的闹钟，指针对着5点25分，这些珍贵的物件，成为人们永久的纪念。瞿秋白故居 山阴路133弄12号 是石库门建筑大陆新村的对面是山阴路133弄，过去的东照里，又称日照里。这里的12号曾是瞿秋白的故居，但是与十步之遥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败又少人知晓。尽管这里在1984年5月就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是因为里面依然住着居民，还是瞿秋白头上的那片历史功过的乌云尚未散去，门口那块仅一尺见方的金属铭牌，实在简陋得令人惊讶。虽然弄堂口也悬挂了一块约一米长一尺宽的木牌，上面刻着“瞿秋白故居”几个大字，但白底黑字的木牌早已污渍斑斑，走近了细看才发现污渍下的那五个字迹原来是墨绿色的。木牌的上方和左方各有一块某某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右面则是街道设置的金属框玻璃面的宣传栏。在充满现代感的金属和玻璃的簇拥中，“瞿秋白故居”的木牌显得格外寒碜寒酸和寒心。瞿秋白寓所曾联松故居旧址 山阴路145弄6号曾联松旧居大道剧社旧址 山阴路165弄17号山阴路的兴业坊（165弄）建于1927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在兴业坊建成后两年，兴业银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建造了浙兴里。 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盛中华的父母均为著名音乐人，他们培养了十个学习和从事音乐的儿女，其中九个是小提琴家。长子盛中国9岁便在电台灌录节目，后来到苏联留学，1962年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小提琴比赛中获得荣誉奖，是最早为中国赢得国际奖项的音乐家之一。近年来，经常在电视上见到盛中国和他妻子、日本青年钢琴家濑田裕子女士回国举行独奏音乐会或慈善义演。其妹盛中华也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文革期间我曾听朋友讲起去她家学琴的事，当时也没在意，所以不能确定她是否她一家都在此居住过。 1924年5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机构汗血书店在兴业坊10号宣告成立。出版了《汗血周刊》《民族文艺月刊》等刊物，数月后迁至霞飞路。大道剧社旧址大陆新村范围包括山阴路132、144、156、168、180、192弄。大陆新村建成于1931年，由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是一群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3层新式里弄房屋，前后共六排。 砖木结构，六条里弄的房型相同，清水红墙，窗间墙设壁柱，三层设挑阳台，木门窗。每单元均有小院，矮围墙，铸铁栅门。[4] 大陆新村，是介于新式石库门住房与新式里弄房屋之间的一种房型。坐北朝南，一共有62号，每弄平均有10埭房屋，弄堂宽约4米。住宅围墙高度与二层窗台齐。推开一楼的铁门，是一条宽约1米的水泥通道，通道的西侧有一块约4平方米的泥地，可以种植一些花草树木。内门的上方还有一个挡雨的拱形顶，大概伸出去1米左右。一进屋就是客厅，通过嵌有压花玻璃的白色屏门，客厅的后间是餐室。餐室后面，隔着小天井是厨房。里面是木地板，循着木楼梯到了二楼，二楼的后间是存放杂物的贮藏室。朝南的一面有1排6扇的窗户，在二楼与三楼之间的楼梯边，有一个不到6平方米的小亭子间。三楼靠南面有一个半圆形的小阳台，四周围有铁栅。顶上有的还有亭子间，靠街的屋顶都是一个大大的“人”字，上面还插着一根烟囱，墙上都装有木百页窗，屋顶都是水泥封顶的。[5] 鲁迅、茅盾、谢旦如曾分别在大陆新村9号、6号、8号居住。 山阴路靠近四川北路的那头，有一条很有名的里弄叫千爱里（今山阴路2弄），最初系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的产业，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据说取“千爱”之名，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当时在此居住的均为日侨，寓居在3号的就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 花园里 山阴路145弄，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上海人知道曾联松，大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作为近邻的我，也是在他逝世后才得知他的故居。 从大陆新村最后一排弄堂和曙光村中间走进几十米就是文华别墅（今山阴路208弄）。文华别墅也是三层红砖房，但式样明显好过她两边的建筑，三楼有挑出的半圆形铸铁阳台。这里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黄竞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获经济学硕士。1929年归国后，任沅陵盐务稽核所所长，因革除时弊，为上级所忌而去职。抗战期间他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开始投身民主运动，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抗战胜利后随中央银行复员回上海，即参加民建，协助他父亲处理要务。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黄炎培受到监视不能公开活动，重要事务遂由黄竞武代为联系。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运送黄金白银去台湾；二是通过关系，对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武装策反。至此山阴路段结束矛盾故居从山阴路转到四川北路，不久就是甜爱路了